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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毛主席压下一封电报不给陈毅看,十年后才告诉他真正原因

发布日期:2025-05-22 12:05    点击次数:198

01

1943年,抗日战争正值最艰苦的阶段,江苏盐城一带硝烟弥漫,日军的“扫荡”如狂风般席卷根据地。

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在代军长陈毅与代政委饶漱石的带领下,被迫迁往安徽盱眙的黄花塘村。

这片偏僻的乡村,泥泞小路旁是稀疏的农舍,四周环绕着萧瑟的田野,空气中弥漫着战火的焦土气息。

陈毅身着破旧的军装,腰间挂着一把老旧的手枪,脸上虽有风霜之色,但眼神依然炯炯有神,透着川人特有的豪气。

而站在他身旁的饶漱石,面容清瘦,眼神深邃,穿着同样朴素的灰布衣,沉默寡言,总是低头记录着什么,仿佛在掩饰内心的波澜。

两人共事已有数年,表面上配合无间,实则性格天差地别。

陈毅年长两岁,四十出头,性情豪迈,言辞直爽,常常与部下谈笑风生,赢得一片真心拥戴。他曾率领新四军在华中战场上屡建奇功,威望极高,连普通战士都愿意为他出生入死。

而饶漱石,三十八岁,出身知识分子家庭,举止沉稳,话语谨慎,面上虽无大官架子,但总给人一种疏离感。

他在党内资历不浅,曾在白区斗争中表现突出,深得刘少奇赏识,可在华中局内,支持他的干部却寥寥无几。

陈毅从不计较这些,总是以兄长般的胸怀对饶漱石倾囊相授,分享军政经验,希望这位“后起之秀”能更快融入队伍。可他未曾察觉,饶漱石那平静的眼神背后,藏着一颗逐渐膨胀的野心。

1月10日,军部刚安顿在黄花塘村,陈毅便因痔疮旧疾复发,疼得几乎休克,被迫住院治疗一个多月。

病榻之上,他仍不懈怠,撑着虚弱的身子翻阅文件,偶尔与人下棋解闷,或提笔写下几句诗抒怀。

期间,华中情报部长潘汉年来访,两人密谈数小时,讨论上海地下工作的进展。

陈毅虽身体不适,但谈及抗战形势,依然慷慨激昂。潘汉年频频点头,记录下他的建议。这一切,在旁人眼中不过是平常交流,可在有心人眼里,却成了别样的把柄。

6月,中央部署全党整风运动,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,纠正思想作风。

陈毅对此高度重视,认为这是提升部队凝聚力的良机。

然而,饶漱石却从中嗅到了机会。他深知陈毅心直口快,也知道他早年曾因红四军内部争论而与毛主席有过分歧。

那是1929年,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,曾对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毛泽东进行了批评,毛泽东后来被撤掉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,而陈毅则替代了毛泽东的这个位置。

饶漱石便暗自筹划,欲借整风之名削弱陈毅的威信。

饶漱石想了很久,搞了一个以退为进的计策,饶漱石以“受毛主席启发”为由,宣布前往距黄花塘村四十里外的大刘郢农村调研,临走前特意嘱咐陈毅主持整风会议。

8月13日,陈毅如约召开会议,鼓励干部们直言不讳。两天内,会议气氛骤然紧张,争吵声此起彼伏。

8月18日,饶漱石突然返回,面上不动声色,实则早已暗中行动。他每日花大量时间与华中局和军部干部单独谈话,言语间暗示陈毅当年“反对毛主席”的旧事,刻意营造出陈毅有意排挤自己的印象。

这些话如风吹草动,迅速在干部中发酵,不少人开始对陈毅心生提防,甚至怀疑饶漱石是奉中央之命来“清算”陈毅。

陈毅很快察觉到气氛不对,往日围在他身边谈笑的部下纷纷避而远之,他形容自己的处境是“鬼都不上门”。

陈毅万万没想到,接下来的整风竟然都成了陈毅的斗争会。

这些陈毅的老部下甚至不顾陈毅的地位身份,声色俱厉地指责他:“为何一贯与毛主席格格不入”。

还有人批评陈毅在治疗期间:“无病装痛,小病大养;住院是假,畏战消极;和潘汉年偷偷摸摸密谈几个小时;搞小资产阶级风花雪月那一套。”

这些尖锐言辞如刀剑般刺来,陈毅虽气得脸色铁青,却未发一言反驳。他知道,此刻争辩只会火上浇油,唯有冷静自省,才能渡过难关。

10月16日下午,军分会召开会议,陈毅率先作自我批评,坦诚检讨自己在言辞上的随意和处理事务中的不足,态度诚恳,语气沉稳。

饶漱石一方面和陈毅私聊,说自己有苦衷,陈毅很理解他;另一方面转头便写下一封长达1500字的电报,发往延安,呈给毛主席和刘少奇,信中歪曲事实,称陈毅在华中局内“暗地搞鬼”,试图排挤自己,甚至请求中央“速派才德兼全的干部”前来帮助,言下之意直指陈毅应被调走。

与此同时,陈毅也向中央发电报,报告事件经过,着重检讨自己的缺点,但结尾仍以团结为重:“漱石、汉年和我三人之间,思想已打通,可保证继续为党努力工作。”

毛主席很快回复了陈毅,他觉得这件事并没有什么,完全可以讲通,也可以改正。

毛主席还希望陈毅能来延安参加“七大”,并且在延安留住半年,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“七大”后仍回华中,并传达“七大”方针。

同时,他对陈毅与饶漱石的争端只字不提,意在让陈毅放下个人恩怨,专注于更重要的任务。

陈毅接到电报,心中一块大石落地,迅速交接工作,启程前往延安。

而饶漱石这边,得知陈毅即将赴延安,面上虽无波澜,内心却暗自盘算,如何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

他未曾想到,毛主席的深谋远虑,已将他的小动作尽收眼底。

这场风波看似暂时平息,实则为日后的更大风暴埋下了种子。

02

陈毅踏上前往延安的路途,心中百感交集。

黄花塘村的孤立与批斗如阴云笼罩,让他胸口始终压着一口气,可毛主席的电报又如一盏明灯,指引他暂时放下个人恩怨,奔赴更大的舞台。

1943年末,他风尘仆仆抵达延安,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。

他和毛主席自从1934年分别之后,的确有10年都没有见面了。陈毅心情大好,,作《延安宝塔歌》一首以抒怀。

但是在黄花塘的那些事儿,陈毅本想将黄花塘村的委屈一吐为快,可毛主席摆摆手,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:“若你谈三年济南战争的经验,谈华中抗战的功绩,我欢迎得很,可以召集会议,让你讲上三天三夜。但与小饶的事,我看不必提,一句话也别说。华中有封电报发到中央,若你想看,我可以给你,但暂时还是不看为好。”

陈毅一愣,随即爽快应道:“那就不看!华中的事我不提了,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”

陈毅虽未细问电报内容,但心里明白,毛主席此举必有深意,自己只需遵从便是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毛主席频频找陈毅长谈,内容多围绕党内问题、抗战形势以及未来的战略部署,极少提及华中局的个人矛盾。

3月15日那天,毛泽东见陈毅已经慢慢走出来,就给了他一个解决办法:“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,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。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,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,我同时也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,这个问题就算一个了结,你看如何?”

陈毅很诚恳地回答:“这样是好的,我照办。”

当天,陈毅起草电报,向饶漱石及华中局、军分委的同志坦诚检讨,承认自己在延安接受了毛主席的深刻教育,认识到过去在认识和处事上的不当之处,并表示愿意在“七大”后返回华中继续工作。

毛主席也如约发文,电报中写道:“关于陈、饶二同志间的争论,仅属工作关系性质,陈动身前已当面谈清,现已不成问题。中央完全相信,在陈、饶及华中局、军分委各同志领导下,必能协和一致,执行中央路线,争取战争胜利。”

然而,饶漱石收到电报后,内心却极为不服。

他次日便以个人名义回电毛主席,语气强硬:“陈和我的争论,既非重大路线问题,也非单纯工作关系,而是陈同志在思想意识、组织观念上仍有毛病。他对统一战线、对文化干部、对某些组织原则,存有‘右’的观点,对历史问题也有成见,且有时用很坏的旧作风。陈来电虽有提及,但语焉不详,故详告于您,以便您帮他纠正。”

这封电报无异于公然质疑毛主席的调解,言辞间满是挑拨之意。

陈毅得知此事后,胸中怒火再起,立即给毛主席写信表达不满。

毛主席看后,于4月9日回信安抚,字迹工整,语气平和:“来信已悉,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。凡事忍耐,多想自己缺点,增益其所不能,顾全大局,只要不妨大原则,多多原谅人家。忍耐最难,但作为一个政治家,必须锻炼此道。此点意见,请你考虑。”

4月10日,毛主席又特意约陈毅面谈。当时陈毅正患重感冒,裹着破棉袄,脸色苍白,精神萎靡。毛主席劝他,这时候别人对你有误解,你回去解释也没有用,越是解释,误会越是大。

陈毅苦笑一声,沙哑着嗓子回应:“本来我火气不小,可主席您这么一说,我没啥意见了!”

两人随即忆起十五年前红四军内部的冲突,那时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安恭与陈毅等人硬碰硬,谁也不肯退让,致使党内团结受损,影响至今。

陈毅听后,深受触动,喃喃道:“主席,您这境界,我真是望尘莫及。”

此后,陈毅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“七大”的筹备工作上,被选为军事报告起草人。

他欣然接受任务,常常往来于住处杨家岭与军委总部王家坪之间,埋头收集材料,与毛主席详谈抗战经验,心境愈发开阔。

他给毛主席写信,反思道:“近来与许多人谈话,广泛阅读文件,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,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。疏虞之处甚多,别人的批评反对,其中事出有因,查实无据者有之,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,那种‘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’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,实在要不得。”

毛主席看后颇为欣慰,亲笔回信:“你的思想一通百通,无挂无碍,从此到处是坦途了。”

这封信如春风化雨,让陈毅彻底卸下心头的重担。

在延安的这段时光,陈毅不仅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,也深刻领悟了毛主席“忍耐”二字的真谛。

他明白,革命路上,个人得失不过是过眼云烟,唯有顾全大局,方能无愧于党和人民。

虽然与饶漱石的矛盾尚未彻底化解,但他已决定以更宽广的胸怀面对未来。

延安的黄土高原,见证了他从愤怒到豁达的转变,也为他日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根基。

陈毅收拾好行囊,准备在“七大”后返回华中,继续肩负起抗战的重任,而这段磨砺,已成为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一课。

而饶漱石这边,他对毛主席的回电是相当失望的。

事情并没有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,陈毅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是他能轻易挑拨的。

想到“七大”之后,陈毅还要作为代表回来传达方针,饶漱石气不打一处来。

而陈毅其实根本没有联想到,这一“难”,是饶漱石精心设计的,并不是机缘巧合之下众人对自己产生误解,针对自己的。

陈毅回到华中之后,依旧和饶漱石和平共事,一直到了全国解放。

03

1953年12月,北京的冬日寒风凛冽,陈毅接到中央通知,紧急进京议事。

抵达北京的第四天,他被毛主席召至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。这座别墅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,环境幽静,空气中透着一丝清冷。

这十多年来,陈毅一直在改正自己的“毛病”,只因为一直有人在明里暗里“整”他,破坏他和上下级的关系。

陈毅已经意识到,尽量少说话,以免言多有失。

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,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。

突然之间,毛泽东话锋一转,询问起陈毅他所了解的关于饶漱石的情况。

陈毅一愣,心中泛起波澜。他与饶漱石共事多年,对其为人再清楚不过,知道此人城府极深,野心不小,可问题在于,饶漱石早已调至中央任组织部长,与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关系如何,工作表现怎样,陈毅一概不知。

他迟疑片刻,出于谨慎,选择了保守的措辞,语气平稳:“主席,小饶能力不错,当年在华东也立过功,工作上很有原则。”

他刻意挑了几句好话,避开敏感话题。毛主席听后,眉头微微皱起,脸色骤然暗淡,沉默片刻,却未多言。

告辞离开后,陈毅越想越觉得不妥,他恰巧遇到一位中央机关的负责人,忍不住询问:“主席问我饶漱石的事,我没说实话,是不是不该?”

对方直言不讳:“主席找你,就是想听真话。”

陈毅闻言懊悔不已,果断折返回去,向毛主席检讨了之前自己的隐瞒,将自己所知道的和饶漱石有关的问题都说了出来。

他一口气将自己对饶漱石的真实看法和盘托出,语气中带着几分痛快,又有几分沉重。

此时距离黄花塘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。

毛主席随即揭开了一段惊人的内幕。他告知陈毅,高岗与饶漱石近年来暗中勾结,图谋不轨,试图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,妄图取而代之。

不仅如此,毛主席还提到了一件陈毅从未察觉的旧事:1949年,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上,中央曾两次提出由陈毅担任,陈毅因兼任上海市长事务繁忙而推辞,建议由饶漱石接任。

可饶漱石却向中央谎报,称华东局几位同志反对陈毅出任,故由他“勉为其难”顶上。

陈毅听完,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,十年的隐忍与委屈在这一刻交织成复杂的情感。他终于明白,当年黄花塘村的孤立与批斗背后,饶漱石的阴谋远比自己想象的深远。

1954年2月6日,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怀仁堂隆重召开,毛主席因休假未出席会议,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持大局。

会场内气氛肃穆,红旗悬挂,各大区和中央各部的代表神情凝重。会议直指高岗与饶漱石的反党活动,经过激烈讨论与详实揭露,最终将二人定性为“反党集团”,这一定性如重锤落地,震动整个党内。

刘少奇在总结发言中语气坚定:“高岗与饶漱石的阴谋,已严重威胁党的团结与中央权威,必须坚决清除其影响,维护党的纯洁性。”

陈毅坐在会场一角,目光如炬,心中虽无波澜,却对即将到来的审判充满期待。他深知,这不仅是高饶个人的失败,更是对党内野心家的一次深刻警示。

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,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,从2月15日上午开始,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。

座谈会共举行七次,分别由邓小平、陈毅、谭震林主持,参与者包括华东局在京干部、调京干部以及中央各部与饶漱石工作相关的同志,总计66人。

在一次与饶漱石的谈话时,邓小平当面说饶漱石:你这个人不可交,高岗还为你说话,承担责任,你却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岗身上推。

在座谈会上邓小平还指出:饶漱石是个“单干户”,专抓同志间的“小辫子”,善钻同志间的“小空子”,当面扯谎,说话反复无常,伪装谦躬,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,平时韬光养晦,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。

陈毅也对饶漱石进行了总结:饶漱石善于伪装、稳步前进、可以蒙混人之耳目来说,饶漱石较高岗更为隐蔽、奸巧。

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:饶漱石“装腔作势,故弄玄虚,使人莫测高深”“是一个十分奸猾、善于伪装的阴谋家”

他用半年的时间,写出一份两万余字的检查书,主要交代了几大的错误。

首先是“挤走陈毅,独揽大权”,其次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上玩手段,最后是“与高岗配合斗安(子文)反刘(少奇)”。

因为高岗自杀的问题,中央对于饶漱石比较宽容,在处理的时候也留了余地,没有追究饶漱石的历史问题,也没让他在做检查,毛主席还提出,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的职务,保留党籍。

但因为潘汉年隐瞒抗日战争期间私下见汪精卫一事,饶漱石被牵连,毛主席震怒,将高岗和饶漱石列为“不可救药”的人之中,饶漱石被逮捕,并开除党籍。

直到1965年8月,已被关押10年之久的饶漱石,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4年。

由于长期关押,精神压力巨大,饶漱石患上了精神分裂,他曾对革命有功,公安部上报中央请求假释,毛主席批准,此后饶漱石住在一个农场里,有专门的服务员和厨师,每月生活费200元。

这笔生活费在当时算很充足了。

1982年8月,潘汉年获得平反,恢复名誉,也因此饶漱石“反革命集团首犯”的帽子也被摘掉了。

但此时距离饶漱石病逝已经过去了7年。

他曾是党内少有的高等知识分子干部,资历深厚,战功卓著,参与过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重大行动,被民间称为“华东王”,前途本该一片光明,却因野心膨胀,步步走错,最终自毁一生。

反观陈毅,经历了黄花塘事件的委屈与十年隐忍,却在风浪中淬炼出更为宽广的胸怀。

他深刻领悟了毛主席“忍”与“大局”的教诲,思想境界不断升华,从愤怒到释然,再到如今的淡然处之,完成了真正的“思想涅槃”。

参考资料:

《高饶事件的前前后后》——文史天地

《饶漱石的前半生》——党史文苑

《一九五五年饶漱石的问题为何升级恶化?》——党史文苑

《饶漱石被审查之后》——党史纵览

《“高饶反党联盟”事件后的饶漱石》——党史博览

《陈毅与黄花塘事件》——江淮文史